您所在的位置:挡鱼网>综合>潮打空城寂寞回:“求变者”的光荣与失败

潮打空城寂寞回:“求变者”的光荣与失败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11-02 09:58:17

《求变者》追访的第一位人物徐继畲是首次鸦片战争中难得的清醒者,其著作《瀛寰志略》也成为率先出洋的斌椿、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必备参考书。无论林则徐、魏源或是徐继畲,他们只能算是知变者而非完全意义的求变者
 

《变革的寻求者:回顾与再访》,李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文|金满楼

薛福诚在《永安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胡林翼率领楚军包围安庆时,他突然看到西边有两艘外国船只鼓着鼓,跑得像马一样快,飞得像风一样快。看到这个,胡的脸色大变。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马乐回到营地。在路上,他突然吐血,从马上摔了几下。后来,阎敬铭多次和胡林翼谈到西化。胡诺握了握他的手,闭上了眼睛。那些长时间看起来不开心的人说,“这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

胡林翼不知道的是西方的利器。众所周知,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时代,他和传统文人一无所知,无能为力。偶然遇到这样一个新时代后,现代中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生存斗争也回应了李立新最近出版的《变革探索者:回顾与再访》(以下简称《变革探索者》)的核心词——变革探索者。

“知道变化”和“寻求变化”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影响不大。尽管魏源提出了“向外国学习以控制他们”的口号,古代帝国很快又像往常一样睡着了。

徐继畲是《寻求变革者》中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人物,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是一个罕见的冷静的人。他的著作《迎欢志略》也成为了迎春、郭松涛、薛福成等人率先出国的必备参考书。然而,就受欢迎程度而言,国海土制和迎欢制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及邻国日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的现代命运。

令人感慨的是,作为鸦片战争的见证人,徐继畲后来因为与林则徐的冲突而被免职并返回祖国。他死前被冷落,身后也是如此。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描述的,这一场景在徐继畲纪念馆前杂草丛生。一把透明的枪放在门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徐继畲的经验可能表明,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从来都不容易。

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徐继畲,他们都只能被视为变革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者。李鸿章从“知变”到“求变”,首先提出的“三千年大变”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就连像李鸿章和左唐宗这样的传统文人也知道外国枪支和大炮是好东西,向西方学习并不可耻。

1864年春,李鸿章利用龚义金王子询问外国火器的机会,回复了一封3000多字的信,信中明确表示:“世界上的事情穷了,就会变,事情变了,就会有意义。......如果中国想增强自己,最好是学习外国锋利的武器。如果你想学习外国锋利的武器,你找不到它们。”因此,长达30年的洋务新政出台了。

然而,由于1895年的灾难性失败,目前对新洋务政策的评价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就方向而言,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新洋务政策没有错,但与日本的改革相比,还不够强大和有效。然而遗憾的是,现代“求变”运动在器皿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很快转向了制度的快车道,这一尝试很快在1898年被推翻,引发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如“义海建仓”、“义和团起义”。

无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战术来看,1898年的改革运动都不会有太大的成功机会,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围城之后”计划甚至是失败的一枚重磅炸弹。尽管主流叙事经常忽略这一点,但必须说历史永远不会容忍任何人。

在不更改频道的情况下更改设备

历史有太多突发事件。例如,不应该是康有为、梁启超或“戊戌六君子”,而应该是张之洞,这本书的第二个追求者。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偶然逆转的。

张之洞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全雪片》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劝学”的目的是针对“老不懂得,新不懂得”的现状,提出“向西方学习,权衡新旧”。它的基本命题是“旧的研究是基础,新的研究是使用,它不会被忽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固有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而且要大力发展工业、军事和教育等现代事业。这两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改变事物而不改变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张之洞的物质与功能理论在“学为体”问题上有严重的保守倾向。事实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主张“西体最重要,西体最不重要”。甚至在他的操作中,他以“把实际使用放在第一位”的方式“破坏和损害”了中学,以便把压缩降到最低,这与通常的理解完全不同。

例如,在1905年关于废除科举的大辩论中,一个不持自己观点、被视为“琉璃球”的大学生王文韶曾经说过:“我总有一天会住在韩国,科举总有一天不会被废除”。据说他曾亲自批评张之洞,大意是说我不反对别人废除科举。但是你出生在科举堂,在那些日子里参观过鲜花。我不明白你坚持废除科举。然而,如果王文韶明白张之洞的“中西合璧”实际上是一所“压缩中学”,他可能会明白为什么后者站在废除科举一边。

遗憾的是,张之洞所期望的最终变成了他无法接受的东西,无论是压缩中学还是促进西学。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三代老大臣张之洞不知所措,无法应对“猖獗的新学”时代。在《劝学》中,张之洞说,“出国一年比在西学五年好”。受其影响,晚清湖北有近5000名学生在日本留学,仅1906年就有1360人,居全国首位。张之洞派年轻人出国留学,希望复兴国家或消灭革命。然而,“培养人才的行为是走向制造混乱的一步”。50年来,他忠于皇帝,爱国,成为革命的酿酒工程师。

张之洞去世两年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省会武昌爆发,在那里他“占据了一个长久而独特的位置”,并最终埋葬了清廷。事件发生后,学者欧阳毅大加批评张之洞:“原灾开始后,张文祥沉溺于新的发展,纵容士兵,养痈十多年,军费开支数千万美元。他开始学习和训练,建立了一个工厂来制造它,并违背他的意愿使用它,以便把它变成今天非凡的悲剧。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恐怕张之洞在坟墓下只能对这种指责苦笑不已,对吧?

痛苦的反思

在浏阳寻找谭嗣同的旧居时,李莉用这支闲置的笔写了几个字:

“柊司路延伸到小镇的河边,这是烟花之都最好的观赏地。在剧烈的爆炸中,烟花呼啸着飞向天空,突然两边像白天一样明亮。这在浏阳很常见。”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改革家谭嗣同与其说是改革家,不如说是革命家。就像他家乡浏阳的烟花一样,灿烂的烟花很快就消失了。谭嗣同的烈士情怀当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这种决心精神的指引下,“虽然革命者很多,但救人的人却很少。”

在改革和革命的边缘,除了谭嗣同,还有梁启超。至于梁振英的“功绩”,许扶苏说:中华民国成立,“梁振英有间接的力量”。刘亚子说:梁启超“虽然不敢大谈种族革命,但字里行间的话引起了年轻人对满族王朝的反感,这种反感极其强烈”。胡适还说,没有梁启超的才华横溢的笔,“虽然有几百个孙中山和黄克强,我们怎么能这么快成功呢?”

梁启超一直声称自己是“多变的”,但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1898年戊戌变法后的岁月更薄、更有影响力的了。在它的指导下,许多学生,尤其是在日本学习的学生,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然而,改进并不容易,革命也极其困难。1911年尤其如此,当时帮派和叛乱非常流行。在革命时期,革命者通过帮派手段消灭持不同政见者,而帮派则以革命的名义肆意杀人。正如邵朴平在《韩民日报》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危害是“革命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必然的剧烈运动”,“革命可以是一个强国,也可以是一种亡国”。

风有一百种荒凉的含义,潮水把空城吹回孤独。在革命和再革命的起伏之后,旧同盟的成员吴志辉曾经说过,这群人起初真的很想把人从井里救出来,但结果是他们掉进井里,恢复了他们祖先的原形。中国人在18世纪仍在纪念时间。革命家蔡姬敏也有一首流传已久的七字诗:“无钱无血,穷人赢得假共和国;如果我知道今天有多苦,我会后悔过去的邪恶原因。”这难道不是痛苦的反思吗?

历史学家朱宗贞曾经说过,“民主共和国不仅是一个社会制度,而且是一个逐渐成熟的社会生活。”这句话可以说揭示了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真正意义。是的,1911年革命废除了正式君主制,但本质上并没有废除绝对君主制。如果这场建立在沙滩上的胜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进步,它自然会对民国以后的混乱感到失望。

虽然表面上已经废除了有几千年历史的“君主制”,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掩盖这本书和思考,现代中国的许多“寻求变化”似乎是起点,现在仍然是起点。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不断寻求变革”的大背景和大过程中。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寻求变革》这本书不是一部历史专著,但它发人深省,更像是学术研究之外的历史启蒙和深刻判断。正如余世存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结合了历史和现实,既是知识又是智慧,普及了常识,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然而,提交人没有回答"寻求变革"的结果和评价。相反,他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这是非常明智的,也是这本书挥之不去的魅力。

(作者是文学和历史作家)

(本文首次发表在2019年10月14日的《财经》杂志上)

188bet

责任编辑:admin
Copyright © 挡鱼网 版权所有
本站所有资讯来源于网络
Top